李迅雷：中国老龄化进程来势凶猛，需引起足够重视

发布时间：2025-07-06 04:56:18 来源：地利人和网 作者：百科

消费的李迅雷中龄化繁荣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基础。

2021年，国老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4%，进程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势凶即中国有超过两亿人已经跨越了65岁。猛需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0%，引起故中国老龄化程度已经大幅超过全球平均水平。足够重视

我认为，李迅雷中龄化中国老龄化进程来势凶猛，国老不同于西方的进程老龄化进程，甚至比日本更快，势凶其对经济社会的猛需影响还没有被充分认识，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引起

为何中国老龄化进程会加速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条规定老年人的足够重视年龄起点标准是60周岁。而国际标准为65周岁以上。李迅雷中龄化中国第二次婴儿潮从1962年开始，持续时间超过10年，当年新生婴儿超过2500万人，1963年接近3000万人。

这就意味着，按照国内标准，今年将有接近2500万人成为老年人，明年接近3000万人；即便按照国际标准，从2027年起中国老龄化进程也将加速，至2030年，中国65周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20%，步入所谓的超老龄化社会。

因此，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社会，中国预计只需要9年时间，相比较而言，日本从深度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超老龄化社会（1994年~2006年），用时12年。德国老龄人口占比1972年到达14%，36年后（2008年）突破20%，进入超老龄化阶段。法国从1990年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到2018年达到超老龄化社会，也用了28年。

中国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的进程是最快的国家之一，原因很简单，一是我国从上世纪60年代之前实施鼓励生育政策，70年代以后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出生人口数量从陡增到骤减，产生人口结构类似“头重脚轻”的扭曲；二是随着生活保障和医疗水平的提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

老龄化加速会产生哪些问题

很多人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叫“未富先老”，为此，我们不妨把韩国、中国与印度这三国国家的人均GDP做比较，60年前，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差距不大。但韩国从1975年左右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开始崛起，到1995年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可谓“未老先富”。

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都是未老先富，原因很简单，在未步入老龄化之前，劳动力充裕，成本相对低，具有先发优势。

1990年以后中国开始腾飞，如199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317美元，比印度低50美元。但如今人均GDP水平已经是印度的5.5倍。由此可见，只要时间足够长，赶超的机会总是存在的。印度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是国内经济波动过大，经常出现负增长，包括本币的大幅贬值等。

尽管我国经济增速显著超过全球平均水平，但2011年以后，经济持续减速，这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的时间非常吻合，说明人口老龄化会影响经济增速。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步入深度老龄化之后，GDP增速都出现了显著下降，而且平均增速都不超过3%。

例如，德国在1972~2008年，GDP增速最高为5.3%，其中有6年出现负增长，年平均增速只有2.2%；而在步入深度老龄化之前，GDP增速多次出现7%或8%以上的增长。

德国属于欧洲最强的制造业大国，经济发展状况也是最好的，相比之下，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已经步入或即将步入超老龄化国家，在此过程中的经济增速比德国更低；日本经济增速则长期徘徊在零增长附近，其中从深度老龄化到超老龄化期间的平均增速只有1.26%。

我国在步入深度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速是否也会下台阶呢？我们不妨从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入手，即支出法下的拉动GDP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的未来走势。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形成（即投资）对GDP的贡献巨大，2008年至2021年，平均贡献率在43%，两倍于全球各国的平均水平。说明投资拉动型模式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但是，这一模式到了后期，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和债务率上升。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三季度中国宏观杠杆率273.9%。

我国宏观杠杆率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新兴经济体，也就是说，在未富先老的同时，还存在“未富先债”问题。而且，在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中，民间投资占比在下降，国有投资占比在上升，其背后原因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例如，基建投资回报不断下降，目前已经低于专项债融资成本。2020年以来，专项债资金用于土储、棚改等项目用途受到较大限制，主要通过城投平台用于基建项目。城投平台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中位数已经从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1.3%，明显低于专项债平均发行利率，从侧面解释了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

今年基建投资增速超高，1~10月份同比增长8.7%，而2018~2021年基建投资增速则出现断崖式回落，说明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基建投资事实上成为逆周期政策的主要发力点。而房地产投资增速之所以大幅回落，是销售面积的回落幅度更大，如1~10月份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5.5%。

房地产的繁荣依托于需求，但人口老龄化加速，不仅导致城镇化进程放缓，也会导致年轻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这都会终结房地产持续20余年的上行周期。而且，房地产的需求下降又会拖累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因此，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会呈现下行趋势。

老龄化加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上。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少数产业外迁现象。我国老龄化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经超过三千多万人，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与印尼、越南、印度等低廉劳动力成本形成明显反差。此外，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出现回落，出口增速将比经济增速回落更迅猛。IMF预测2023年全球GDP将回落至2.9%，外贸出口增速将更低。

老龄化率上升对于消费应该是有利的，因为老龄化率上升，将伴随着储蓄率的下降，相应地会增加消费率。但是，我国消费占GDP比重并没有因为人口老龄化加速而得到提升。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部门中，居民部门从GDP中获得的收入偏少。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数据，2020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4.8%，而美国高达83.4%，印度为76.9%，全球平均占比为60%左右。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消费对GDP的贡献自然也少。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完善中，但目前保障度仍不足。到2021年末，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为10亿多，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只有179元。故核心问题是我国养老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不够广。随着从今年开始持续十年以上的退休潮来临，养老金缺口问题将凸显，今年前三季度，居民存款比去年年底大增13.28万亿元，说明居民部门防御性需求上升，平均消费倾向显著下降，这将影响消费的“底气” 。

第三，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消费，因为消费主体是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通常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反映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上升，如今虽略有回落，但还是处在0.46的偏高位置。疫情之下，居民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的差距在10倍以上，且2021年又有所走阔。

综上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降恐怕难以避免。我国在向高收入国家的迈进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是其他高收入国家不曾遇到过的，即中国经济在人口处在“青壮年”阶段时，因各种耽误没能顺利晋级，却在“老年”阶段要参与“晋级赛”。

对策：向消费主导模式转型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每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时候，我们通常采取逆周期政策来拉动投资，因为该方式见效快，实施便利，操作性强。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的基建投资刺激政策，2019年开始实施的针对企业部门的减税降费政策，2020年开始推动的新基建政策等。这些政策都对稳增长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消费的繁荣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基础。消费虽然是“慢变量”，但如果总是嫌拉动消费见效慢，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势必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

当前，中国经济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一划时代的巨变，恰恰与人口老龄化加速密不可分。例如，中国以农业人口转移为特征的城镇化进程已经处于尾声，这是因为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超过40岁，要落叶归根、告老还乡，所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在逐年下降。

人口向超老龄化迈进的过程中，不仅年轻人占比下降，而且总人口也出现下降，加上城镇化进程放缓，导致购房需求大幅下降，持续20余年的房地产上升周期结束了。与此同时，过去一直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建投资，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也无法维持高增长，且受到地方债的约束。这也意味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未来将越来越依赖于消费。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可见，消费这一基础一定要打扎实。而消费的增长需要以居民收入的增长为前提，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看，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一方面要多管齐下，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另一方面，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财产性收入渠道，即从过去主要从房地产投资获得财产性收入，转向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上获得财产性收入。这就需要在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

第二，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增加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我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也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原因。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方式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体量；继续推进教育、医疗体制改革，降低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负担。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中央财政从2023年起，向全体公民发放多期消费券，第一期规模不低人均1000元。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

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捐款非常必要。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共接收境内外慈善捐赠2250多亿元，比2019年大幅增长38.21%，但占GDP总额仅0.21%，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且主要捐给教育事业，对低收入家庭帮助不大。从增速看，未来发展慈善事业的空间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藏富于民，大幅提高对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水平，就能够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央政府20%左右的杠杆率水平并不高，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具备充分提高杠杆率水平的空间。

（作者系首席经济学家）

相关文章